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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文

又得浮生一日凉

 
 
 

日志

 
 
关于我

陈蔚文,女,作家,资深媒体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被收录多种年度选本及排行榜。 出版小说集《雨水正白》、随笔集《见字如晤》 《又得浮生一日凉》 《未有期》《叠印》《蓝》《诚也勿扰》等多本。 博文若要转用请告知 有事叩门:mail7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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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港台文学的记忆   

2016-09-12 20:02:11|  分类: 悦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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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朋友约稿,主题关于台港文学的记忆,遂翻出十年前的旧博文,重新修改,也顺便唤起了下有关港台文学的阅读记忆。 

 关于港台文学的记忆 - 陈蔚文 - 陈蔚文

 

迷台港文学很多年,它和张爱玲、郁达夫等民国时期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西方文学,同构了我的早期文学启蒙。

早年邮购过不少《台港文学选刊》,因此还与该刊主编杨际岚先生有过通信交往。那一大摞《台港文学选刊》,虽经家里屡次清理报刊,却一直保存。还邮购过该杂志编选的短篇与散文集子,短篇小说集叫《盛世恋》(取自黄碧云的一篇小说),散文集叫《黄昏开始下的雨》,里面有余光中等人作品,非常喜欢,看了多遍。此后,陆续买过《台湾现代诗选》《台湾小说选》(系列)等等书,这些书对我理解“汉语之美”的影响颇大。

  不知哪年前,《台港文学刊选刊》开始变味了,愈来愈通俗,离当年那份纯粹的文学性日远。我自己也供职媒体,深知市场经济下要坚守一份文学刊实属不易,但还是不无遗憾!之前它的好看在纯粹,从那些篇章中,我知道了香港女作家西西,她被喻为“香港的说梦人”;知道了以“说书人”自居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后读他的《聆听父亲》倍感亲切;知道了台湾女作家曹丽娟(她作品虽不多,却叫人惊艳,一篇《童女之舞》写两个年轻女孩之间伴随成长的情感纠葛,微妙而痛楚),知道了台湾才女钟玲,其散文写得俊逸灵异,她是导演胡金铨的前妻,离婚后两人还是好友;知道了李碧华,黄凡,张国立……那几年,对二十岁出头,正沉迷于文学的我来说,“港台文学”的阅读真如盛宴。

是的,台港文学绝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只有琼瑶亦舒古龙金庸(他们当然也将台港文化的“入世性”推向了高峰),也不只有励志类大师,如像刘慵、林清玄等,又或是倪匡,蔡澜。台港还有一批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者,他们笔底对人性的至察,语言的老到,对叙事艺术性的追求,毫不输于大陆某些耳熟能详的知名作家,甚至比不少名作家更好,虽然他们在内地门庭冷落。

当然也有些文艺腔在里面,不过正好迎合了我的青春。那种文艺,不是浮浪的,因着贴合着作品的叙事,反成为一种特别的表述方式,也对我那时的写作产生影响,使我确信——对语言的讲求,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道德,也是对汉语之美的致敬。

   之后有若干年没怎么读台港文学了。某个夏天,彼时在上海工作的我坐轻轨回家,买了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记者马戎戎写有关香港书展的一文:

  “董启章是香港地区30多岁纯文学作家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文道说他的小说充满卡尔维诺的味道。董启章1967年出生,1994年就获得了台湾地区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的首奖。

    今年7月,香港浸会大学颁发了第一届“红楼梦奖”,奖金30万港币,是整个华文世界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专门颁给每年最杰出的华文长篇小说。香港入围的作品就只有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特别奖。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认为董的小说:“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

可是董启章没能拿到大奖和最重要的30万港币的奖金,那笔钱最后给了贾平凹。“我曾经想象自己拥有那30万港币。”他说,“要是有30万,够我用几年了。”作为他的朋友,梁文道也很失望,他觉得从“劫富济贫”的角度,显然董比贾更需要这笔钱:“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

董启章的小说都在台湾地区出版,因为香港地区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台湾地区的版税每本可以拿到10块钱,卖了5000本左右,这样,董启章今年大概可以拿到5万块港币。而在香港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就是每个月1万块港币。

“以前我以为只要努力写,生活就有所回报;但现在,写作不能赖以回报。”董启章说。1997年以前,还是单身,生活还可以。但是1997年,他结了婚。夫妻俩在偏远的粉岭买了一所小房,生了儿子,生活日见拮据。2003年左右,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也只是在还房贷利息,就差点把房子又卖了。

有一度,他似乎找到一种平衡生活和写作的方式,他开过一家公司,教授创意写作,给中学生们讲课。教书改作文之余写一种“组合式长篇”:将一小块一小块的零件,组织进一个大架构。这种写法可以每日按进度积累,最后写出了《地图集》。但当他要写比较宏大的世界的时候,发现这种生活完全无法给他充足的时间。所以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时候,他只能放弃教书,也不写专栏短篇。

  

 “在香港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炒股是才能,会赌马也是才能,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会写字是才能。”1979年出生的王贻兴说。他曾是董启章的弟子,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最年轻的得主,然而他却主动放弃了严肃小说写作,成为一名电视艺人。对他的“变节”,梁文道不无讽刺地说:“当董启章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1000本的宏伟巨著的时候,我却看见报纸副刊‘汽车版’访问王贻兴,畅谈某辆名牌跑车的魅力。”

 然而对于王贻兴来说,他只有28岁,要吃饭,要旅游,要谈女朋友,他为什么要甘心隔绝这个花花世界?“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电视机的,几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书,说去一个阿伯家里修电视机,那个阿伯也在写作,家里有很多书,却说写作没用,懂很多知识也没用,连修电视机的钱都没有。”王贻兴说,那竟是一位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我非常震撼,过去听人家说,他写得有多好,对香港文学贡献有多大。我当时就想,我最后是否会有这样的下场?一个500人的小圈子,你写到第一,下面也只有499个人,但如果圈子里有5万人,即使我排名只到3万,下面还有2万人”。

 

传统的出路已经很窄了……比起董启章,骆以军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骆以军和朱天文是好朋友:“10年前认识天文和天心两姐妹时,她们真是美女,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可是后来知道她们过的其实是非常清苦的生活,生活非常朴素,和侯孝贤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帮她赚钱,甚至她借钱给导演。”

骆以军刚刚得文学奖的时候,这个奖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然而生活逐渐向他展示出了文学的另一面:“我结婚前几年其实也非常惨,去出版社当小编辑,干了一个月就干不下去了,那时大概二十七八岁吧。后来就是没活儿,中间有些剧本,可台湾电影也垮掉了,政府会去补助导演,大概1000万台币拍一部电影,我的剧本也没有结果。”

对于董启章来说,作家在香港反正一直没有地位,所以他的压力仅仅来自经济。但是在台湾地区,作家曾经是一个光环,所以骆以军们的压力,不但来自经济,更来自心灵。双重压力下,骆以军自称为台湾地区文坛“五年级生”的同代作家,纷纷垮掉了,高潮便是黄国峻等几位同龄作家的自杀。黄国峻自杀于2003年,女作家黄宜君自杀于2005年,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死前都经历了重大的心理折磨,黄国峻死前被医生认定处于巨大的焦虑中,黄宜君死前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朋友们自杀的时候,骆以军正在筹备写小说《西夏旅馆》,小说写了3年,他得了两次忧郁症。如今,他开始反省自身:“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比较疏离了,都躲在书堆里,不修边幅变成怪人。读非常多的书,然后认真写。我们五年级的一批拔尖的作家,黄国峻、袁折生、邱妙津,都是一个梯队的,包括香港的董启章。我们的第一本小说都是在一个密室里面,很细微的变化,光影的变迁,不像莫言那样大开大合,胡说八道,一个怪人一路走去,什么怪事都发生。我们生活经验太少了,像一个植物很细地在长。高点儿可以在30岁左右出现,现在回头看那时候那些作品还很不错。可是你要跨到40岁这一段的过程就很艰难,你完全没有和人相处的经验,你的经验是匮乏的。”

 “孤独”成为骆以军和董启章共同的感受。董启章写道:“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内地市场会是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么?在香港作家和台湾作家看来,余华《兄弟》的销量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神话”。从董启章到谢晓虹,他们正在试图与内地出版社联系,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内地,我希望有一天旅客来香港,不仅是买衣物、买珠宝,还有买书!”

 这一看,坐过了站,又折回赤峰路站。晚上在博客里一字一字打下这专题里的段落,因着曾对台港文学的感情,以及看到这些段落时的震动。

  再一次看到《台港文学选刊》是在一个秋夜,临睡前我抽过一本杂志当睡前读物,从一堆小品文般的杂乱文字中看到台湾女作家袁琼琼(她现主要从事编剧)的小说《两个人的事》,将两个陌生男女间偶遇后的心理写得精确细腻,恍然一下找到多年前阅读《台港文学选刊》的感觉,那种会心,认同,迫不及待……,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工作与生活使我有好一阵没怎么认真读过好东西(那时读的最多的是各类时尚与女性刊),还是因为安静的秋天夜晚使人容易进入一篇爱情小说,总之,我感觉到了愉悦——好的阅读带来的那种充实,美妙。

再之后,知道一批港台作家进军内地颇为成功,包括在《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中说“好不到哪去”的骆以军,以及朱天文、张大春、唐诺(朱天文的丈夫)、梁文道,都算在内地蛮红的了,但还有更多的港台作家并不为内地读者所熟知,比如胡淑雯,刘梓洁,张婉雯等。读到他们时仍有惊喜,喜欢他们作品中的那种将西化的开放叙事与中国文学传统结合的异质感,“既是我们的一部分,又是‘他者’。通过互相观看,弥补各自知识体系里的空白。”很遗憾,读到台港新生代作品的机会并不多,或许是我阅读有限,或许是他们的作品在内地输入并不算多。

无论如何,每每看到眼睛一亮的港台文学作品,总会不由想到,它曾是构成我个人阅读史的一个多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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