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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文

又得浮生一日凉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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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文,女,作家,资深媒体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被收录多种年度选本及排行榜。 出版小说集《雨水正白》、随笔集《见字如晤》 《又得浮生一日凉》 《未有期》《叠印》《蓝》《诚也勿扰》等多本。 博文若要转用请告知 有事叩门:mail7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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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号房  

2015-05-21 08:27:28|  分类: 悦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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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的嘴角与线条,眉毛压得很低,方下巴颌。你想像,这张面孔的主人,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会把她的小说《去十九号房》的女主角塑造成什么样?不,莱辛没有一句描写她的外貌,只是一位得体,疲惫的主妇,“像只飞蛾冲撞玻璃板,滑落门底,拍着折断的翅膀,然后再撞毁在隐形的障碍物上。不久她就精疲力竭。”这个女人死在一间小旅馆的十九号房间。

这间房,是她的灵魂的避难所与栖息地。像莱辛的另一篇小说《天黑前的夏天》一样,仍是讲述中年家庭主妇的精神危机。只是这次,十九号的女主角苏珊不如天黑前的夏天的女主角凯特那么幸运,还能从危机中解脱,重新回归。共同的是,她们都生活在人格面具之下,又在“自我丧失”的阴影中挣扎。

苏珊和丈夫是对中产夫妇,他们的婚姻以理智为基础,有四个可爱孩子,包括一对双胞胎,他们对婚姻很小心,以免落入那些离婚的窠臼。当然,他们再小心,也避免不了生活的枯燥,那又有什么关系?“婚姻上出现烦闷忧郁的情形,是他们这类理性特高的人的特殊标志。他们饱读各类书籍——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不会无所准备,穷于应付”。有次丈夫马修回得很晚,向苏珊承认他在送一个女人回家时有了关系。苏珊原谅了他,莱辛在此有段评述,“其实说不上原谅,理解倒比较合适。如果你了解某件事,你就不会原谅,因为你本身就是这件事。你所原谅的,是你所不了解的”。

苏珊和马修继续生活。但纵使理智如她,这件事还是带来了裂痕。他的出轨使她觉得这十年忠贞不渝的生活毫无价值,又或是她本身无足轻重。这时理智又进一步告诉她,纠缠此事是愚蠢的,她和马修相处融洽,他偶尔偷个情算什么?

她准备逐步恢复自主的女性生活,不再成为一家的轴心,围着丈夫和孩子团团转。她把顶楼一间房做为自己的独立空间,可女帮佣白太太不时打扰她,她不能忘记自己,不能真正忘我,这叫她十分恼火。

有关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芙所提出的,也许每个女人都渴望有。门罗的小说《办公室》中的女人,一位主妇兼女作家,也渴望这么一间,她去租下了一间办公室以便写作……但苏珊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如果说《天黑前的夏天》或《办公室》的女人,日常生活之于她们还是“我被保护但也被拖累,我被呵护但也被紧紧束缚”的双向性,对苏珊,日常生活更多是拖累。她的“本我”与“自我”严重分裂着。“本我”只想逃遁,极度厌恶自己和丈夫,憎恶两人虚情假意。 而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自我”虽厌烦这一切,却还是勉为其难地对付着生活。

这种压抑令她出现精神故障,她出现了幻觉,觉得好像有一个敌人,在那儿等着要攻击她。有次她看见有个东西,坐在白色的石椅上。他看着她,咧嘴而笑,手上拿着一枝长长弯弯的棍子。这个东西代表着她恐惧的结晶。那么她到底在恐惧什么?她对自己说,我的神经没问题,我见到他了,他潜伏在那,想进入我的房子甚至我的身体——从精神病学来说,这已经是典型的妄想症状。这让人想起另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她经过大量调研,写成并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写作中接触的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史实令她患上抑郁症。几年后,她于加州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觉得被CIA或是别的什么组织盯上了……我走在街上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

莱辛没有为苏珊的恐惧以病理性命名。只告诉读者,在这种恐惧下,她渴望一间谁也不认得她,找不到她的房子。

苏珊在“浮德旅馆”租下一间房,十九号房,在房里,她什么也不干,只是坐着。她越来越依赖这间房,哪怕房间有时被其他客人占用,哪怕床上还留有上对男女的寻欢痕迹,她也等。她请了家庭女教师替代她的主妇职责。她希望丈夫以为她有外遇了,她甚至编出这样一个人,希望丈夫认为她是为此而死——这比她真正的死因体面,因为至少属于世俗逻辑,至少是能被解释的。

她来到十九号房, 最后一次。之前丈夫发现她总外出,魂不守舍,不免生疑,派人跟踪她,虽从未扰她,也知道了十九号房的存在。知道意味破灭。她拧开煤气,十分满意地,漂入了黑暗的河流。

莱辛让死亡来解决了一个女人的深重困扰,大概知道她不可能永远躲在十九号房,惟有让她在死中一劳永逸地逃遁。

苏珊的恐惧到底是什么?自我身份的丧失?听上去非常女权主义,可莱辛并不乐意被定为女性主义作家,她曾说:“我从来不喜欢女权运动,因为我认为这项运动的基础太意识形态化。”不过,不管莱辛答不答应,她的标签与“女性主义代言人”分不开,2007年她获文学诺奖,也与此标签分不开。她的《金色笔记》中的安娜便是她本人的化身。她记下的笔记没有太多的多愁善感,只是铁了心地向往自由生活。欧洲的女性主义者公推安娜做她们的代言人,集体抵制那种“从禁锢在小阁楼里的童年到消耗在相夫教子、买菜烧饭的青春”的传统命运。

苏珊也抵制,不过,她又不单单是抵制这一种看得见的“传统”。她抵制的东西更复杂。

她的死,也许说“自我的丧失”更准确点。身份对她倒非症结,不然她完全可以选择做回职业女性。丈夫马修的第一次外遇,是她“自我的丧失”原因之一。尽管她的理智告诉自己:没事!可这支暗箭留下的毒液不如她想像的很快挥发掉,它渗进她的内心,她觉得生命像沙漠,一切都无意义,连孩子都不是她的。这是一次重大的意义否定,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生活从这里出现裂缝,越来越大,理智已对付不了它的扩展。

她故意让自己忙碌,或呆在楼顶的空房间,都不行,她的心魔,使她成了自己的囚犯。这个心魔,连苏珊自己也不甚明了的糊涂,说来有些荒唐,却是相当真实。

人心的芜杂,往往有理智去不到的盲区,那里藤蔓密布,阴影叠生。苏珊没有走出来,也根本不想走出来,“让我一个人呆会儿”,这是她最强烈的诉求,超过对家庭主妇的扮演。什么都是虚幻的,体面的中产生活根本不能稀释这种幻灭感。

 

苏珊,她的形象并不陌生,她们多见于中产及知识女性,也许就是女作家莱辛本人(她有两段各维持了四年的失败婚姻)曾有的感受。

“她呀,就是想多了!”,有回路过楼下小店,一位富于人生经验的胖大妈正议论某女人。大妈听见苏珊的故事,肯定也会来这么一句。过份强烈的自我存在感有时通向幻灭,与“想多了”对应的是《天黑前的夏天》中的玛丽,她是“自然人”型: 她没有愧疚感——这就是关键之处,我们都受无形的锁链——愧疚感束缚……玛丽一生中从来没有爱上谁,她以为,人们为爱所做的事儿,相爱时的种种表现,都是某种阴谋,是皇帝的新衣,她不读书,也不看电视剧什么的,爱情——所有这些东西,以及跟它沾亲带故的种种表现,“那些都是没事找事,瞎折腾自己”。每当她做了出格的事儿,大家都拿它说事儿,她说,那根本不算什么事儿。

同为莱辛笔下的玛丽遇上苏珊,大概会鄙夷地撇下嘴,“你就是闲出来的毛病”。家务有佣人,孩子们有学校和家庭女教师管,如果这些都是苏珊要承担的疾儿,挤得出空幻灭吗?有时使人活下去的不是多高尚的信念,而是基本的责任。

玛丽说的也许有几分理。纵观文学史,自杀的男作家远多于女作家——是他们比女作家更脆弱?不,既有赴死之勇,谈何脆弱?或许是女作家们没有空,也没资格自杀,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这些更具体也更绵密的责任将她们缚留尘世,男人有更大的自由任性,女人,却注定被更琐碎的责任牵系。这些牵系,反过来也促进了生之韧性。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辛波斯卡的诗,是否也可说,“我偏爱活的荒谬,胜过死的荒谬”?

苏珊不这么想,莱辛让她扮演了一个沉缅于一己感受的女人。四个孩子没能挽留住她对人世的一点兴趣。孩子也是虚无的一部分。她想找到一个绝对的清静与安全所在。那是“自然人”玛丽不能理解的,是的,她痛苦的部份玛丽永不能理解,那是种基本的“活”以外的更复杂的心灵分泌物,是她作为“苏珊”这个女人活过的证据,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是丈夫,孩子,房产。仅仅只是属于她的如影随形的痛苦。没有一个地方能安放下这痛苦,对已染抑郁症的她而言,在尘世找到这个地方和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不可能实行。苏珊内心的虚无、惊惧等滋生出的魑魅魍魉,布满四周。摆脱它们的惟一法子就是,去向十九号房,去向一了百了。这做法类似杀死扩散中的癌细胞,最便捷的是杀掉癌细胞附着的生命体。

十九号房的“避难所”与“栖息地”意义最终被取消,只是间停尸房。不过从文学意义来说,它算一个标志,像伍尔芙的“属于自己的一间房”一样,在十九号房内部发生的属于苏珊的那些时光(静止下的加速度),也属于更广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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